新时代政治认同是指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整个社会主义政治系统的认可和接纳，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和做到“两个维护”，是对“两个确立”即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的认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自然是对“两个确立”的充分肯认，并与政治认同相得益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革命和建设的百年淬炼后，其所蕴含的政治价值规范业已成熟，它起步于共同的认知、维系于共同的情感、趋同于共同的思维、表现于共同的记忆、凝聚于共同的培育，更贯穿于共同的政治生活、合力于共同的政治目标，通过多个基点、多条进路向政治认同生成。
（一）主观性认同通过归属性认同向政治认同演化
“就中国而言，国家的政治形式从王朝帝国到共和国，都是中国政治主题连续发展的一个时刻”，虽有分裂和冲突的支线，但交融的叙述主线是在真实历史中进行的。“大一统”的政治主题深刻影响了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这种影响甚至超越了其族性的原始因素。而且传统的道德规范和政治模式从来都是能够承受或吸收外界影响的。“中国意识”的强大导致适应的永远是外来者或者入侵者，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干从未动摇、极具号召力的根本。通常来说，外在危机越严重内部的凝聚力就越强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大的一次觉醒就是在近代的民族危机中所催生的。“近代中国在积极抗击外来侵略中，实现了民族主义与救亡图存以及朴素的种族观念相结合。”休戚与共的经历维系了各民族在心理和情感上的共振，将内隐性的归属感激发出来，各民族急需一个统领性的意识形式。
很多民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于国家认同的客体不能给予确证，新中国的建立确立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正当性，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拥有了政治实体，明确了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各民族不仅在民族认同的很多重要节点上更新了内容，对国家认同及其要素也有了明确的认知，使得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重新找到了落脚点，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成为“在政治上对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有着认同的中国人”的归属。所以，重塑于新中国之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天然地具备了政治认同属性。这种政治认同包含了各个民族原生性的历史文化心理，顾及了各民族的自主自发意愿，并且更加注重个体与集聚的一致性，积蓄了各民族的政治共识，从根本上与狭隘民族主义壁垒分明，提供了进行族际政治整合的复合条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梳理，是对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记忆、共同的血脉以及共同政治基因真实性的充分肯定，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基于现实客观上的政治认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各民族在对共同历史事实的寻回中不再对自己的身份产生迷惘，各民族自觉认同、主动归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顺理成章的政治认同。
（二）记忆性认同通过定位性认同向政治认同演化
以政治认同的视角去审视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一种相对平衡且客观的分析框架，而以历史作为依据就颇具解释力。历史依靠发生事实叙述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历史经验同样解释了族群共同体何以存续的本质性原因，历史不仅要为共同体结构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也要为共同体秩序的合法性提供解释。历史从不代表完结，历史中的情绪、观念、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都会被完整或者变通式地继承下来，这些因素构成了身份认同的记忆来源，亦是造就政治民族的素材。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有机统一体是一个恢宏的社会历史性存在，包含了各个民族的自我发展史和交互史。无论是汉族抑或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是既相对独立又彼此交织，互相吸纳和杂错生息成为常态，所以56个民族与共同体的亲密关系早已自然地具有了一致性，成为搭建认同体系的基础。
“共同体是契约规范下的共同体，要用政治权力进行构建”，尤其是多民族共同体需要执政党的精心建设。各民族融入共同体的过程绝非是盲目的，规避负面影响、保障有序的民族政治生活是执政党的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传统文化和革命建设的双重基础上，推动了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五千年文明，善于发挥中华文化强大的内聚力与创造力，注重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帮助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政治观，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极大地激发了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自信心；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革命路上铸就了团结一致、共御外辱的民族政治原则，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事务治理的成功实践，有效地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形成了融洽的民族关系；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为宗旨致力于民生建设，着力解决时下发展阶段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坚持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通过满足各族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而不断提升各族人民的政治认同感。所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受民族共同体演进中不断优化的政治秩序所影响，由政治权力将历史记忆进行了更为合理的定位性转化，输出了实用且普适的政治认同。
（三）依附性认同通过理解性认同向政治认同演化
对政治权威的依附是民族共同体内聚力的支柱，呈现了政治权力强大的感召力和塑造力。但是，政治认同对于这些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来说并非始终是被动消极的。“‘身份’只需通过社会关系的规定就能形成，而‘认同’则还需要借助个体自身的自我内在化才能确定。”也就是说，真正的“认同”除了表征上的服从以外还需要情感上的接纳才算完整。政治情感作为个体政治认同的基础，是对政治权威的内在认同和外化认同的结合，是在高度默契的共同体中产生的融合感和统一感，是自觉自发的政治倾向。通常来看，基于理性上的感性认同更有助于共同体的稳固。
现代民族政治文化强调了共同体的政治意识，从而使各民族在政治情感、政治认知等方面具有了同质性，因而也会对同一个政治理念、政治组织、政治制度产生认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探寻如何转变为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有效方式，其路程万般艰辛，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了挽救、形塑、充实和发展，使民族关系的叙事结构有了质的提升。在这些事实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就是各民族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及其中国化实践的政治认同，是理性的价值判断。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大家庭，在现代化转变中又具有了共同的权利义务、共同的精神文化、共同的责任使命和共同的前途命运。各民族的传统观念和现代政治理念在共同体意识中彼此调和，体现了各民族对民族共同体的肯认以及为共同体繁荣发展奉献自我的民族精神。这是政治权威和民族大众双向建设、集体认同的互动结果，饱含了中华各民族对政治认同的自觉自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就是不断认同中华民族同一性的社会过程，各民族又一次在历史求索中唤醒政治认同，在深刻共同记忆中提升政治认同，在理顺民族关系中增强政治认同。从较少的认同到较多的认同、从浅层的认同到深厚的认同、从片面的认同到全面的认同、从依附的认同到由衷的认同，实现了从依附性认同到理解性认同的转变，从而完成了政治认同的内生逻辑。
（四）民族性认同通过公民性认同向政治认同演化
任何民族都拥有族性特质的历史底蕴以及宗教、生活习性等族性符号，无论民族流动性场域如何转换，这些都是客观存在且难以消除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实质就是族性特质和族性符号的差异。民族文化并没有高低尊卑之分，它们都具有同等的价值以及传承和发展的权利，尊重民族文化是创造共识的基础，容纳民族传统亦是共同体权威的构筑基础。
我国一直将少数民族的权益问题看作是民族事务的头等大事，在统筹兼顾的原则下突出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的身份优势来帮助他们获取利益，通过制度和政策的设计补足他们以人口为主的劣势，这凸显了族际政治整合的表层逻辑。但是，片面强调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会造成民族差异性被过度强化，因此，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和机制来对各民族进行整合，是在一个更大的格局中进行的符合民族融合的深层战略。中华民族共同体虽然涵盖了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但法律意义上的公民共同体是其主要部分，是实现民族性认同向政治认同演化的关键纽带。
“最强者并非能永远保持其主人的地位，除非他将力量化为正义，将服从化为责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意识形态上的顶层设计，其政治意义就是要把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进行有机结合，就是将权威与忠诚熔铸于共同体身份中，是在根本上对于久悬不决的认同困惑的“各去所偏、归于一是”，是对任何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釜底抽薪”，是爱国主义的具体化身。公民身份亦是个体私域身份到公域身份的转变，确实可以剥离部分个体身上过时的族裔特质，并用权利身份进行补偿，这种补偿既是实质层面的也是认同意识层面的。一方面无须在社会生活中经常进行民族认同的自我标榜，体现个体与他者关系的理性态度；另一方面也不必刻意在身份特殊性上总是自我强调，为社会生活构筑了一种通用的价值标准。只需通过糅合了民族属性和政治属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地形成公民性认同，“用‘人民’的政治身份兼容、规范和引领民族身份”，从而形成更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五）层次性认同通过兼容性认同向政治认同演化
多民族国家有着复杂的民族结构，因而对应着层次性的认同体系。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不对称，通常被认为是国家认同危机的起因。“国家认同危机是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危机。”各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究竟是怎样自处及相处的，它们之间的一致性与异质性能否相互勾销、能否有效相融，始终都是多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议题，所以有些时候政治认同被看作是两者交锋或妥协的结果。
无论是内生性认知的民族认同传统，还是外源性认知的民族差异空间，都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了分割，不同的立场都在试图强调谁能够占到优先位置。实际上，“追求一个共同的国家认同并不意味着倡导一种排他的或静态的霸权文化”，两者能够互融互鉴对民族国家来说更具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兼容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上位概念，就提供了这样的条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来就没有要求过民族成员脱离民族传统的核心内容，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接纳差异和包容互鉴的原则才凝聚了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民族的差异性被内在的共通性所融合，展现出了以共同意识为特征的族群集合，培育了正向的政治情感。依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渐次带动以共同体认同为中心的政治认同，能够有效缓解认同张力，将各种认同涵养于自我政治认同之中，成为兼容共同体中各民族的价值共识和意识共识的最好的适应策略。
（六）传统性认同通过时代性认同向政治认同演化
认同意识的存续是认同主体在时间上的连贯，是习惯性、传统性的个体自我认知。同时，认同状态本身是一种阶段性的非固化概念，认同个体也会用自我描述来反复审视自我并进行革新。因此，传统性认同会在政治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总结。虽然民族认同的要素是不会轻易发生变化的文化载体，但是在实际的民族交往和民族生活中，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实际需求，这些文化载体的具体内容有可能发生改变，比如不合时宜的习俗会被抛弃，一些传统的民俗内容有了新的形式，对于国家政治的认知会有乐观的转变。而之所以会向政治认同维度聚焦，是因为在越来越深入的社会化进程中，离开政治认同谈其他认同的价值是空洞而无意义的。
政治认同始终处于聚焦、塑造以及更新的往复中，是动态的、发展的、可塑的，“是在演变中持续并在持续中演变的过程”，所以不能割裂地看待认同问题和现实民族政治的时效性以及连续性。我国各民族的认同是由各民族的传统认知与中华民族主体文明在相互交融中蜕变交汇而成，彰显了中华民族独有的个性品质，其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进步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高度糅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顺应了中国及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耦合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及发展道路，积极回应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民族事业的重大论断。时下意识形态工作和民族工作都有了很多新特点和新要求，在此背景下凭借经济蓬勃发展的物质成果优势、各族人民高度的爱国情感优势、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治理优势，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推力，成就了现代政治认同的极高认可度，使以民族认同为代表的传统性意识自愿自发地向其靠拢，完成了时代导向下的吐故纳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