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发展理念是对时代症结一种精准深切的体悟。共享发展理念面世之后，迅速成为学界竞相言说的焦点性议题。诸多学者借助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工具，深入探讨共享发展的历史流变、理论内涵、政治品格、道德情怀、世界意义和行动逻辑。学界研究的基本结论为：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在当代中国的生动阐释和具体展现，是发展伦理在中国发展问题中的出场。共享发展具有人民主体、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理论特质。它所秉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出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当前推进共享发展要确保利益共享、服务共享和机会共享。学界既有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共享发展的理论本相和内在机理。不过，学界既有研究总体上是一种普适性的理论建构，相对缺乏对当代中国共享发展症结的精准把握，尤其缺乏对边疆共享发展问题的深刻探讨，以至共享发展研究出现了理论建构与实践方略的脱节、国家话语与边疆叙事的失衡。有鉴于此，本文将以“边疆共享发展”为观照对象，聚焦我国共享发展的攻坚区域，尝试剖析边疆共享发展的实践症结和靶向求解，以期丰富中国特色发展话语的本土表达，裨益边疆美好生活图景的时代建构。

边疆共享发展不仅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逻辑、折射出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逻辑，而且凝练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逻辑。边疆共享发展在时代变迁中出场，形成并呈现带有边疆印记的复杂内涵和多重面向。

（一）边疆共享发展是全民共享

全民共享指涉的是“发展为了谁”，以及“共享主体覆盖面”的问题。边疆共享发展指向的是边疆各民族、各群体共同享有国家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和发展成果。其价值真谛在于共享范围的普惠、共享结构的均衡和共享结果的共赢。

首先，全民共享是一种普惠型共享。它理性拒绝特定群体对权益配享的垄断，致力追求边疆地区的“空间正义”和“权利正义”。在空间正义的建构上，边疆全民共享侧重解构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的非均衡发展，消解边疆内部的城乡空间分异、族际居住隔离和城市空间剥夺，推进边境地区与边疆腹地、边疆革命老区与边疆散居民族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和城市民族地区的协调发展，确保各区域、各民族、各群体的福祉随着国家实力提升而普惠性增长。在权利正义的追求上，边疆全民共享摒弃市场理性张扬下的“资本的盛宴”和“权贵的狂欢”，致力于实现权利平等和权益共享。边疆全民共享还应秉持“差异化”的理念，主张救济基本能力贫困的群体，强调“那些需要更多帮助才能超越能力底线的人，理应获得更多的帮助”，进而使其通过机会平等和可行能力平等地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其次，全民共享是一种均衡型共享。它自觉抵制社会负向度的分化，致力于实现边疆地区的“矫正正义”和“实质正义”。在矫正正义的持有上，边疆全民共享主张对特定情境造成的边疆发展困境予以补偿，矫正边疆地区因为地理环境等因素造成的区域发展起点非公平性问题。毕竟，边疆乃是国家疆域边缘的特殊性空间。边疆与生俱来的地理区位使得传统社会时期的边疆发展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并影响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的协调发展。现今，面对边疆地区的边缘化困境，边疆共享发展客观上要求国家继续加大西部大开发的力度，给予边疆区域以特殊的资源配置和政策倾斜，平衡和矫正核心区域的先发优势。在实质正义的谋求上，边疆全民共享指向的是边疆各区域、各民族与各群体发展的前瞻性正义。在长期历史流变中，由于地缘环境、民族文化、族体规模和个体能力等差异，边疆各区域、各民族、各群体发展程度存在十分明显的差距。一些边缘性群体甚至出现贫困代际传承和劣势永久化的风险。有鉴于此，边疆共享发展强调对这些边缘性群体予以差异化授权和特殊性救济，确保各区域、各民族、各群体都能均衡享有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边疆发展的结果正义。

再次，全民共享是一种双赢型共享。它天然反对群体之间的零和博弈，致力构建边疆地区的“交换正义”和“经济正义”。在交换正义的建构中，边疆共享发展注重交换内容和交换程序的正义性询问，但更加看重交换对象的互利性考查，即边疆共享发展强调边疆各群体在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换中，彼此通过资源的分享、思想的沟通、能量的置换和行动的理解，形成双方利益的共同增进和共赢互享，最终达成一种互利共生的理想状态。在经济正义的寻获中，边疆共享发展强调边疆经济发展的价值，不但强调经济发展的效率追求以夯实边疆全民共享的基础，而且要加强调经济发展的价值，即边疆民众普遍而公平地享有改革发展的成果，“确保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之确证和提升”。

（二）边疆共享发展是全面共享

全面共享涉及的是“共享何种内容”的问题，即边疆地区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首先，边疆全面共享是经济建设成果的共享。经济建设成果共享主要体现为边疆分享国家经济体量增长带来的人均福利指数提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支配性地位的生成，国家经济获得举世瞩目的发展，经济体量一举跃居世界第二。国家经济实力的整体提升不但为国民福利指数和幸福指数的提升提供了诸多可能，而且为边疆共享国家经济建设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政治建设成果的共享。政治建设成果共享包括政治制度生成的红利共享、政治战略衍生的福利共享、政治生态净化带来的效益共享。进而言之，边疆社会共同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特别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带来的政治效益。边疆社会共同分享国家治理战略尤其是涉边疆民族事务治理战略带来的政治福利。边疆社会共同享受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带来的效能提升。同时，边疆社会共同配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的绩效优化，特别是边疆治理理念革新、体系转型与能力重塑带来的政治红利。

再次，文化成果的共享。伴随着国家经济体量的增长和政治红利的释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日益清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开始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稳步增长。中华文明成果的持续性产出使得文化共享成为边疆全面共享必然的题中之意。这种文化共享主要包括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给各民族带来的归属感、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给各民族文化注入的时代精神、共享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给边疆社会带来的心理抚慰。

又次，社会建设成果的共享。新时代我国着眼民生改善，积极开展社会建设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按照党和国家“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社会建设成果理应由包括边疆民众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同享有。这种边疆社会共同享有社会建设的成果包括边疆地区脱贫攻坚战的决胜、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消灭、边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边疆社会保障的全覆盖、边疆各民族职业教育和就业创业的推进，以及边疆医疗卫生能力的提升和民族医药业的发展等。

最后，生态建设成果的共享。随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意识的成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生态文明体系渐次形成，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进，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生态建设成果是一种纯粹的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边疆全面共享天然地包括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共享，即边疆地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镇，不断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三）边疆共享发展是共建共享

共享发展是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但共享发展并不是家长式的道德施恩，也不是懒汉式的福利乞求，而是“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共建共享。这种共建共享的理论真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边疆共建共享强调权益共享与自觉参与的匹配。共享发展本质上是共同分享国家改革发展的成果。不过，这种共享发展是一种积极共享而不是消极共享。它致力于建构的是责任型福利模式而不是单纯救济型福利模式。也就是说，“共享”以“共建共治”为前提。进而言之，在边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同时，边疆各民族理应自觉超越自我的民族身份认同，秉持公共理性和公民德行，借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政治制度，自觉有序地参与边疆公共事务治理，成为国家统一的维护者、民族团结的呵护者、边疆发展的建设者、边疆稳定的守卫者。

其次，边疆共建共享主张成果共享与共建共治的依存。成果共享与共建共治是相互依存的辩证存在。成果共享是共建共治的结果，共建共治是成果共享的途径。边疆共建共治包括三重意蕴：一是边疆共建共治中民众并不是“沉默的大多数”和“冷漠的旁观者”，而是理性主动的参与者。二是边疆共建共治强调边疆多民族的协同共治，它指向的是边疆各民族借助协商民主和基层民主制度，自觉而理性地参与边疆公共事务的治理。三是边疆共建共治虽然强调多元力量的协同共治，但这种协同共治并不是西方“多中心”“自组织”式的治理，而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中国式治理。

最后，边疆共建共享注重成就导向与益贫导向的兼容。共建共享的价值底蕴是公平正义。这种公平正义由两大支柱构成。一是成就导向，强调个体贡献值与其酬赏的匹配。它试图建构社会价值（公平正义）与个体价值（自我成就）的正向关联，并以此实现共享发展的帕累托最优。二是益贫导向，即社会基本价值理应平等分配，除非这种不平等分配可以促进“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换而言之，边疆共建共享注重对边疆积贫积弱群体的差异化赋权和倾斜性扶助，积极推进和实现“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人、无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和服务保障。

（四）边疆共享发展是渐进共享

共享发展作为一种发展伦理的中国表达，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不过，共享发展虽然是新时代国家治理必须予以实现的目标，但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只能是由低级向高级、由不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的渐次推进。由于我国边疆广袤，边疆及其内部地区都存在明显的非均衡发展问题。边疆发展程度和边疆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地缘环境的差异，使得边疆共享发展不可能是同步式、均质共享发展：边疆美好生活的核心议题与实现路径化的共享，而只能是螺旋式上升的渐进共享。这种渐进共享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意蕴。

其一，渐进共享以底线公平为价值基石。边疆共享发展虽然是渐进的、非均质的，但是，边疆各区域、各民族、各群体却必须享有最为基本的共享底线。共享底线是党和政府边疆治理中不容推卸的责任底线。共享发展底线是社会成员需求中的“基础性需求”，主要包括解决温饱的需求（生存需求）、基础教育的需求（发展需求）、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的需求（健康需求）。共享发展底线是社会成员个体无一例外必须享有的最为基本的公共产品。它不仅指涉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而且彰显政府遵循“社会契约”的精神，更直接关涉边疆安全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

其二，渐进共享以国家能力为现实基础。渐进共享追求的是共享发展与国家能力的匹配。如果国家能力提升而共享发展不足，则国富民穷，国家发展内生动力疲软；如果共享发展爆炸增长而国家能力有限，则寅吃卯粮，国家不堪重负，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这方面的前车之鉴不乏其例。美国就曾宣布“无条件向贫困开战”，试图以“福利爆炸”歼灭贫困。然而，福利爆炸式增长却迅速引发国家财政困境，各种“搭便车”问题也纷纷凸显。美国最终不得不转向福利紧缩。拉美国家也曾设想在经济赶超之前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福利赶超”，结果超越国家能力的福利水平反而拖累经济增长，甚至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国边疆共享发展必然是共享水平匹配国家能力的循序渐进，是以国家能力为基础并随着国家能力增长而增长的稳中求进。

其三，渐进发展体现为螺旋式提升的线路演进。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依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边疆地区也依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边疆发展的滞后性使得边疆赶超式发展和共享水平提升将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边疆地区的民族多元、风险多样和区域异质，决定边疆共享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边疆共享发展水平只能随着国家能力提升而不断螺旋式上升，即由补缺型共享走向适度普惠型共享，再由适度普惠型共享走向高度普惠型共享。

共享发展是新时代边疆治理最为根本的目标导向之一。但是，边疆共享发展却遭遇边疆治理思维定式、边疆经济发展滞后、边疆社会发育不足和边疆期望值急遽高涨的多重狙击。

其一，边疆治理思维的窠臼与全民共享的难题。

我国边疆地区存在民族事务补缺型治理和城乡二元分治的双重思维定式。所谓民族事务治理的补缺型思维，是指我国边疆治理注重通过各种制度供给和优惠政策来倾斜性扶助少数民族，借此矫正少数民族在国家发展格局中的边缘化困境。在传统边疆治理的实践语境中，“边疆”和“民族”经常互构和并置，甚至频频相互替代使用。边疆问题往往被简化为民族问题，边疆治理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等同于民族事务治理。民族发展作为民族事务治理的经典议题因而受到边疆治理的高度重视。为了促进少数民族的赶超型发展，我国边疆治理十分注重对少数民族的差异化授权和倾斜性照顾，借以弥补少数民族发展的缺憾和短板。在长期边疆治理历史中，这种以民族身份为标准的权利追加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定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边疆社会分化和族内分层的加剧，边疆各民族都出现民族精英群体与边缘群体的分立。这使得民族事务补缺型治理的思维缺陷渐趋凸显。进而言之，民族事务治理以特定民族身份而不是社会弱势群体作为倾斜性扶助的标准，不但与弱势救济的本意存在些许抵牾，而且与全民共享的真意也存在一些偏差。

城乡二元分治的思维，指的是边疆地区按照城乡区域差异而采取大相径庭的治理举措。一般来说，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形成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产业差距，进而呈现城乡分离式发展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国家实施了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和要素流动控制等一系列固化城乡关系的法律政策，确保了农业对工业、乡村对城市长期而巨大的贡献。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及分离化治理的趋势也明显地影响了边疆治理的思维走向。由于边疆乡村大多分布在山地、高原、峡谷、荒漠等地理条件相对劣势的地域，地理空间资本的贫瘠使得边疆乡村成为贫困人口分布的集中地带。边疆乡村的地缘劣势和发展劣势又进一步固化了边疆治理优先发展城市的既定思路，并使得城乡非均衡发展的二元结构更进一步凸显。这种城乡差异化治理并不符合空间正义的本意。它不仅使边疆乡村存在被现代化发展遗弃的风险，而且导致边疆乡村群体难以被国家改革发展成果所覆盖。

其二，边疆整体发展的欠缺与全面共享的阻滞。

在国家地理空间格局中，边疆处于政治格局的远端、经济增长极的外围、文化传导的末梢和交通体系的边缘。边疆通常被定位为军事防御的前沿阵地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支点。这使得传统边疆治理十分重视边疆安全与边疆稳定，相对淡化边疆发育和边疆发展。边疆发展在国家治理中的长久缺席，使得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非均衡发展的二元结构逐渐凸显。改革开放之后，发展成为整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标签。边疆发展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开始抬升。及至世纪之交，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边疆发展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边疆跨越式发展日益走向国家治理的前台。不过，边疆地缘环境复杂、发展起点偏低、地域文化又相对保守，边疆全面跨越式发展难度极大。因此，边疆地区的发展往往不约而同地择取一种经济单向突进式发展模式。同时，由于边疆社会发育的相对滞后，边疆经济突进式发展又不能立足于科技创新的驱动，而只能立足于边疆丰富的自然资源，采取“以大项目建设为主体、以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建设为重点、以国家投入为主渠道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对于边疆经济总量的增加固然不无裨益，但这种方式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和GDP增长，过度追求“物的增长”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难以满足边疆全面共享的发展需求。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边疆虽然资源富集，但也是生态脆弱之地。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兴安盟等地区处于东北林草交错生态脆弱区；新疆等地处于西北荒漠绿洲交接生态脆弱区；云南省迪庆、丽江、怒江等地处于西南山地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青海和西藏部分地区处于青藏高原复合侵蚀生态脆弱区。边疆生态脆弱的本性使得边疆资源开发型导向的发展模式难以避免地遭遇可持续发展的危机，并在客观上加剧边疆全面共享的困境。更为严峻的是，边疆发展滞后造成的“全面共享困境”还与边疆“全面共享成本巨大”叠加在一起。鉴于我国边疆面积广袤、地缘复杂、民族众多，边疆地区提供与东部地区同等水平的全面共享服务成本更高、时间更长、难度更大。这无形中使得边疆全面共享的征程更加艰难。

其三，边疆社会发育的不足与共建共享的困境。

边疆共建共享的本质是边疆地区在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之下，以法律规制为遵循，通过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不断追求边疆治理的现代化，实现边疆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就公众个体而言，边疆民众具有独特的文化群体身份。多元身份意味着不同的角色扮演；不同角色扮演又常常意味着不同的行动模式。边疆公众文化发育的不足使得公众个体在参与边疆公共事务治理之时容易产生的撕扯、经济理性与公共理性的纠缠、自我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抗争。就社会组织而言，社会组织是边疆共建共享的重要力量。它们在扶贫、济困、办学、禁毒、防艾等边疆公共事务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当前边疆社会组织不仅存在力量弱小亟须壮大的问题，而且存在组织协同不力及社会信任欠缺等诸多问题。一些边疆社会组织筹资困难、管理混乱、监督缺失、合作意识匮乏，难以或不愿参与边疆公共事务的协同共治。这些都导致边疆共建共治在社会协同方面面临着诸多掣肘。

其四，边疆集体期望值升级与渐进共享的两难。

边疆社会的期望值经历了一个潜隐到高涨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边疆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双模式变迁，边疆社会原初被政治权力刚性压制的经济意识和利益迅速觉醒。边疆社会随之兴起一场“期望值的革命”，民众的物质欲求趋于高涨。在市场经济的激荡之下，我国边疆地区逐渐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边疆民众的生存境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观，物质欲求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及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国家实力的整体提升，边疆社会的期望值出现了集体升级的发展态势。边疆民众产生了日益急切的美好生活需求。他们不仅在经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表现出更高的发展期许，而且还频频将自我的生存境遇与其他区域、其他群体展开各种横向比较。

这种横向比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的比较。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启动，国家持续追加边疆区域开发开放的力度，但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的绝对发展差距却依然存在渐趋扩大的风险。边疆地区以核心区域为坐标反观自身之时容易产生各种发展忧惧和心理焦虑。其次，边疆区域与周边毗邻区域的比较。周边一些国家（如越南）的实力虽然无法媲美我国，但它们的边疆政策却比我国边疆政策优惠的力度更大。我国一些跨境民族在与境外亲缘民族进行横向比较之时难免会滋生一些心理落差。这种心理落差甚至成为一些边民外流的心理渊薮。再次，一些边疆区域与西藏、新疆的比较。由于西藏、新疆情况特殊，国家对西藏、新疆采取特殊优惠扶持政策。如西藏实行“收入全留、补助递增、专项扶持”的财税优惠制度，南疆“实行特殊政策，打破常规，特事特办”。一些边疆地区不能正确看待西藏、新疆特殊施治的深刻缘由，往往比照西藏、新疆要求国家加大对本区域的政策优惠力度。最后，边疆各民族之间的比较。我国传统边疆治理采取的是“族别主义”治理方式，注重对少数民族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的差异化授权和倾斜性扶助。一些边疆民众据此也展开了各种族际政策比较并滋生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失衡。从总体上讲，我国疆域辽阔，边疆广袤，国家采取分区分类的发展方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这是国家渐进发展和渐进共享难以超越的一个发展历程。但当前边疆社会期望值高涨及边疆民众的横向比较却将边疆渐进共享置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急躁冒进，则国家有不能承受之重；畏葸延宕，则边疆有蜗行牛步之忧。齐头并进，又有挟泰山以超北海之艰难；分类渐进，则有相互攀比心理失衡之弊病。

共享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体系。面对共享发展的多重阻力，有学者提出，共享发展要守住社会保护底线，建构适度普惠型福利体系；注重弱势群体救助，强化民主保障和民生建设。同时，边疆治理还要特别注重由族别主义的差异扶助转向特定区域的特殊救济。当前学界关于共享发展和边疆治理的研究对于推进边疆共享发展不无裨益。不过，边疆共享发展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在当前“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还要尤其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跨越式发展：边疆全民共享的基石。

发展是共享的基础。只有以跨越式发展为阿基米德支点，边疆全民共享全面共享才会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实现的可能。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边疆跨越式发展正赢来接踵而至的利好消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边疆发展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得到国家治理战略变迁的强力矫正。边疆定位从国家疆域边缘的防御要塞和战略回旋之地一举转变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和辐射中心，蜕变为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地理支点。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时代话语下，边疆区域更是成为整个国家“补短板、强弱项、抓关键”的焦点区域。国家治理的战略转向，极大地消解着边疆区域的地缘劣势和市场经济衍生的马太效应。这也导致随着边疆地缘优势的凸显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强化，边疆跨越式发展将日益取决于边疆人力资源的赶超。

边疆人力资源赶超是一个包括边疆内生型动力发掘和外源型动力引进的复杂问题。从内生型动力来看，边疆人力资源赶超要强化边疆区域教育投入与教育发展的加速超越。边疆教育的加速超越，不仅要大力推广汉语，而且要率先全面推进十二年免费义务教育；强化主流政治文化对边疆民族政治文化的统摄，推进现代世俗文化与民族宗教文化的和谐。在国民义务教育体系之外，边疆地区还要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升边疆民众生存技能和发展技能。从外源型动力来看，边疆人力资源赶超要特别注重对各类人才的吸纳，要引导各类人才流向边疆区域，特别是边远艰苦区域。这决定当前我国不但要在边疆层面而且要在更为宏大的国家层面形成引导人才流向边疆艰苦地区的政策体系。进而言之，我国边疆地区要按照边远与艰苦的程度，建构分类分级的特惠激励制度，在工资待遇、职称评定、晋升空间、发展前景、社会保障等方面予以特殊支持，引导各类在职党政人才、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初次就业高校毕业生向边疆艰苦地区流动。在特殊边疆地区，还要力争打破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刚性束缚，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所在、但求所得”为原则，推动各类人才为边疆跨越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其二，国民幸福指数：边疆全面共享的要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短缺经济向相对剩余经济的过渡，民众生存需求逐渐得到满足。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众的生存需求开始向发展需求演变，需求内容也由单一的经济期盼转向多元的权益期待。民众需求的层次与内容的变迁，使得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指数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非同步发展趋势，即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足以保障国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同步增长。为了保证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升，我国必然要回应和满足民众需求层次升级的集体期待，持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全面共享。

时代变迁赋予边疆全面共享以特有的出场逻辑。边疆全面共享的出场也昭示着边疆治理价值坐标点的革命性转换，即边疆治理的价值追求理应由单向度地追求经济总量转向更加体现全面共享意蕴的国民幸福指数。这种幸福指数的考量，不仅是一切正义理论最为深层次的价值追求，而且还是“中国梦”最为本质的特征之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夫”。为了强化边疆治理对民众幸福的关切，边疆政府可以酌情将国民幸福指数列入行政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当然，国民幸福指数虽然是社会总体情况的反映，但幸福感知却是主观之于客观的情绪反应，幸福感的相对性决定幸福指数的非稳定性。这未免使得国民幸福指数纳入行政绩效考核存在一定的难度。不过，随着现代政治科学的发展，祛除各种主观感知而侧重客观因素的指标体系正在纷纷涌现，如人文发展指数、人类绿色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基尼系数、法治指数等。这种量化指标的出台，为边疆幸福指数的测评提供了精细化的评价体系，也为边疆全面共享提供了科学而直观的行进方向。

其三，多元协同：边疆共建共享的关键。

边疆共享发展是多元力量积极、理性介入边疆公共事务的共建共享。这种共建共享并不是西方治理理论主张的“没有政府的统治”“社会机构和公民行为挑战政府权威”，而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多元协同。随着当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责任型政府建构的不断推进，“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事实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并成为当代边疆治理格局的主导性力量。不过，由于边疆社会发育迟滞等原因，“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却依然存在上升空间。

当代边疆治理格局的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是边疆公众参与意识、规则意识和协商能力的外在折射。参与意识指涉的是“公众是否愿意参与”。规则意识指涉的是“公众参与是否遵循既定的规则”。协商能力指涉的是“公众参与能否有效地影响政治议题的设置与公共政策的产出”。

在当代边疆国民意识培育中，我国要借助国家一体化的教育体系，逐步完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体系；要针对边疆区域的文化差异，不断丰富具有中国特色、边疆特点的国民教育课程，使得国民意识贯穿和浸润着整个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过程。在边疆教育持续推进之外，边疆治理的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还有赖于以文化为基础的政治操练。进而言之，当前边疆治理要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势，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效能，拓展边疆各民族政治参与的渠道，充分激励和吸纳各民族、各阶层理性参与边疆公共事务治理。

其四，均衡一体：边疆渐进共享的转向。

我国传统发展模式是一种分类而渐进的发展，即区域梯度式发展、族际补缺型发展、城乡分离式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在特定时空情境中具有十分正当的历史合理性，不过在时代变迁中也容易产生一些预料之外的外溢效应。有鉴于此，当前我国边疆治理应该逐渐调整分类割裂式渐进发展思路，而采取区域、族际、城乡均衡一体的渐进发展模式，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族际包容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族际包容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基础”和“进阶”两个渐进发展阶段。在基础阶段，区域、族际、城乡均衡一体发展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趋于均等、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总体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基本公共服务趋于均等”是指边疆与核心、民族区域与非民族区域、城镇与乡村都能机会均等、公平可及地获得大体同质的基本公共服务，即公共教育、劳动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等公共服务水平大体平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总体均衡”是指国家各个区域的基础交通网络与交通设施水平大体相当，整个国家形成一体化的现代交通网络体系，南北通畅，东西贯通。“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是指国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差距大体控制在合理范围，各区域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财富水平并无特别明显差异。整个社会中产阶层不断壮大，区域整体性贫困得以消除。

在进阶阶段，区域、族际、城乡均衡一体发展要侧重区域互动的强化、民族互惠的推进、城乡融合的深化。“区域互动的强化”指的是加强区域之间、各区域内部之间的联动。它以核心区域创新引领为基础、边疆开发开放为依托，致力于贯通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的通道建设，彰显其承东启西、联南通北、区域联动、轴向聚集的地理效应。“民族互惠的推进”是指边疆治理要逐渐调适基于族别身份的差异化治理，立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调民族互惠共赢，侧重边疆区域不分民族的底层群体的特殊救济，不断推进边疆各民族群体福祉的普惠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城乡融合的深化”是指改革传统城乡二元分治格局，逐渐废除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以工哺农、以城带乡，促进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和城乡功能的对接，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与红利。